阿多诺说：奥斯维辛之后，写诗是野蛮的。在集中营和大屠杀后，个人该如何生活下去而又不对这些痛苦视之不见，这个问题恐怕无人能做出一个让所有人都满意的解答，换句话说，提问的每个人或许注定要去寻找各自的答案。在《房思琪的初恋乐园》里，伊纹对怡婷说，“你有选择，你可以假装思琪不存在，假装世界上没有精神上的癌。你可以假装世界上只有马卡龙、手冲咖啡和进口文具。”伊纹随后又说，她很害怕，怕她会因为感到幸福而和其他人没有两样，然而爱思琪的意思几乎就等于不去爱敬苑。写诗是否意味着遗忘奥斯维辛？而铭记奥斯维辛又是否就意味着永无法写诗？我认为不是的，但又感觉没有经历过痛苦的自己没有资格妄下结论，而我看的书终归还是太少，不足以支撑这一论点。然而仅凭有限的认知，我还是想相信苦难之后依然可以有诗存在，在安妮死后感到幸福亦无需羞愧。我们无疑是幸运的，过着的是集中营里无数受难者苦苦幻想而不得的日子，却也注定无法一等一地感同身受或是时刻铭记这一苦难，因为无数个安妮、无数个房思琪的故事足以将任何人压垮，都说经历过地狱的人有义务说出地狱的样子，而我以为站在蓝天下的人在铭记之余更应感恩。

而制造奥斯维辛的人是否还有权利写诗又是另一个问题。威粉写下这句话时，头一个想到的自然是老威，一个虚构的暴君和诗人（这个例子很不严肃，就当是换个画风）。在大多数宇宙里他无可救药执迷不悟，而在IDW的《难以置信》里他幡然醒悟转而向善，然而他毕竟是个引导大屠杀/制造集中营/毁灭无数文明的加害者，在作品里遭受过这一切的人们当然无法赦免他的罪，他自己也对此再清楚不过，最后选择接受死刑——当然赎罪本就是不可能的。然而我还是忍不住想，加害者是否仍有权利写诗？换句话说，他们是否还有资格去生活、去爱、去感受美？在播客《High Hanging Fruits》的最新一期里，曾在狱中给罪犯提供过教学的二位主持人，Liu Jia和Zoey就谈论了这个话题。Zoey说当课程结束后，她曾去调查了班里学生的罪行，结果发现其中不乏犯下重罪的犯人，让她感叹人性复杂的同时心情十分矛盾，且对监狱教学的意义产生了怀疑——给予这批曾伤害他人的重罪犯去学习、去感受的机会，真的是对的吗？博客里Zoey的结论是，作为教师的她至多只是一位过客，最终审判还是得交给司法系统，赦免与否交予受害者的亲属，而获得救赎与否全看罪犯个人。作为半小时一节的播客这个结论已然足够，但在看完书听完讨论后，没有经历过奥斯维辛的我们还得继续思考下去，寻找各自的答案。